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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叛乱被镇压之后，长安及其周边地区重归宁静。
相较于波澜壮阔的七国之乱或是汉武帝时期的开疆拓土，
此次叛乱的波澜也仅限于局部，未对帝国的整体社会经济结构造成深远冲击。
长安、洛阳等繁华都市，作为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，其繁荣并未因地方上的小规模动荡而有所减损。
随着时光的推移，长安的街道上再次充满了活力。
各色人等汇聚于此，或为政务奔忙，或为商贸交流，或为求学进取，展示着帝国百年的繁荣与昌盛。
然而，这份繁华似乎与汉室渐行渐远，
百姓们更愿意将这一切归功于摄皇帝王莽的英明领导。
公元8年的春天，距离上一次日食过去了一年，
大汉帝国再次遭遇了大地震的洗礼，无数生命瞬息间逝去。
对于深信灾异说的王莽来说，在自己的摄政下，还发生天灾，
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
他只得巧妙地将这两次天灾解读为大汉已被老天爷彻底遗弃。
随后继续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的光辉形象，大势再次被他所鼓动。
民间继续涌现出各种祥瑞之兆，使者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报告，灵芝、珍禽、奇树等异物层出不穷。
未央宫中的记录官员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，大多数祥瑞甚至不再向上司禀报，而是直接归档处理。
王莽也只对那些被称为符命的祥瑞，格外关注。
似乎里面蕴含着神灵不可捉摸的意志。
这一日，广饶侯刘京的一封上书让王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刘京是元始五年明堂落成时受封的诸侯之一，自然对王莽心怀感激。
在举国上下争相献祥瑞的氛围中，他也精心策划了一出符命大戏。
上书称，在居摄三年的七月，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辛当连续数夜梦到了同一位神仙人物。
这位自称天公使者的人在梦中告诉辛当：“摄皇帝当为真。”
为了证明这一预言的真实性，使者还留下了一个神秘的预言：
“此亭中当有新井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辛当迫不及待地下楼查看，果然在亭楼下，
一夜之间多出来一口深达百尺的新井，不像人力所为。
虽然刘京所献的符命依据仅仅是一个梦境，和一口提前挖好的井，显得有些拙劣和难以取信于人。
但心急的王莽却不管这些，因为他从中看到了“为真”这两个字的分量。
在此之前，已经有多名刘氏宗室成员向王莽献上祥瑞之兆，而收到了奖赏，刘京此举无疑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……
与此同时，车骑将军的属员扈云，和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，奏报了巴郡宕渠县出现石牛，背上也刻着“摄皇帝当为真”……
紧接着，扶风雍县出现了带有特殊图案的黑石。
这两件祥瑞之物的出现又让王莽看到了天意的契机。
他决定亲自出迎这些符命，以此彰显自己的天命所归。
随后，巴郡宕渠所发现的神秘石牛被隆重地运送至未央宫前殿。
仅仅过了六天，雍县那块带有奇异图案的黑石也被小心翼翼地抄送至未央宫。
这一日，王莽与、太保王舜一同前往查验。
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仔细查看这些祥瑞时，突然间狂风大作，尘土飞扬，视线变得一片模糊。
风停之后，王莽和王舜惊讶地发现，一块铜制的符令和一张帛书竟然神秘地落在了石牛之前。
上面清晰地写着几行字：
“天告帝符，献者封侯。
承天命，用神令。”
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和降落的符令，见证人只有王莽、王舜以及刚刚升职为骑都尉的王莽心腹崔发。
不言而喻，铜符和帛书都是人为制造。
但在那个普遍笃信鬼神的年代，天降符命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，几乎无人敢对此提出质疑。
又过了六日，王莽正式向王老太后报告了这件事。
这位已经年近八旬的老太后，对于自己这个大侄子每隔几年就搞出的符命、祥瑞已经见怪不怪。
然而，当她看到这次降落的符命时，内心依旧不禁泛起了涟漪。
不由带几分嘲讽的开口质问道：
“这道符命提到了“承天命”，但并未明确说明天命究竟是何意，又该如何去承接。
摄皇帝，你又在故弄什么玄虚？”
其实此刻的王莽心中也很是无奈与矛盾。
但也还是对这次的符命展开了诠释，揭示了他的深层意图。
他再次引经据典，提及周公“居摄称王”与《春秋》中鲁隐公摄政称君的史实，强调这两者在儒经中均受到赞誉。
随后指出，尽管周公和鲁隐公都是摄政身份，但儒经中并未用“摄王”或“摄公”“摄君”等词汇来称呼他们。
特别是《春秋》将鲁隐公记载为正统君主。
基于这些历史依据，王莽提议将自己“摄皇帝”中的“摄”字去除，
以便在任何场合下都以“假皇帝”的身份自居。
之前的“摄皇帝”一词代表的是代理行使职权、主持国家事务的角色。
而“假皇帝”则意味着全面代理皇位，地位要高于“摄皇帝”。
王莽又一次向前拱了一小步。
然而，这并不符合王莽此刻的心境。
这次尽管借助新井、石牛、铜符和帛书等祥瑞之兆，大费周章地宣扬自己的天命所归。
但也仅仅实现了从“摄皇帝”到“假皇帝”的微小转变，仍未能彻底摆脱“假”字的束缚。
此时的王莽，在寻求超越“周公”摄政模式的过程中，仍面临着巨大的困境。
这个困境的核心在于，如何通过合法的程序，名正言顺的使王姓的“假皇帝”，
能够取代刘姓的皇权，从而成为真正的皇帝……
在此之前，王朝的合法权力交替仅遵循两种模式。
一是汤武革命式的颠覆，即“吊民伐罪”，以正义之师推翻暴政。
汉朝的建立，便是在“诛暴秦”的基础上实现的，勉强可归入此类。
然而，对王莽而言，这种方式并不可行。
因为汉朝已享有长久的和平，即便其德行有所衰退，也远未达到被定罪的程度，汉帝更非孟子所指的暴君“纣”。
加之汉朝有安汉公的辅佐，朝廷一直宣称国泰民安，“汤武革命”之路自然行不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