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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方逸继续道:“在当时，统治合法性只是西汉的一方面难题。”
“汉朝的真正大一统，是在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下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
但也正是汉武帝，无意间催生了社会上豪族的崛起，和外戚壮大。
可谓是按下葫芦起了瓢……
文景之治的数十年间，大汉帝国国库充盈，钱财堆积如山。
甚至连串钱的绳子都因长时间未动用而腐烂。
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帝国终于有了雄厚的资本，刘彻雄心勃勃，决心对匈奴发动战争。
这一战，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四十四年之久。
匈奴方面自然是被打得节节败退，苦不堪言。
然而中原人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。
战争耗费巨大，国库里的钱财如流水般倾泻而出，很快便捉襟见肘。
朝廷无奈，只得向百姓征收更多的税款。
起初，一两次的增税，百姓尚能勉强承受。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税负日益沉重，许多百姓不堪重负，只好抛弃家园，成为流民。
那些尚未成为流民的百姓，也深受其苦。
他们纷纷放弃土地，注销户口，投奔到地方豪族的门下寻求庇护。
这样一来，官府便再也找不到他们，也就无需再交税了。
当时的地方豪族，主要是战国时期贵族的后代。
他们历经数百年，盘根错节，势力庞大。
再加上文景之治时期，社会自由度高，许多大商人趁机崛起。
此外，还有地方的大侠、豪强，他们乐于结交四方朋友，愿意庇护那些走投无路的人。
这些豪族在之前虽然已经存在，但势力尚未达到巅峰。
朝廷对他们还有一定的压制力。
然而，到了武帝时期，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朝廷掌握的户口日益减少，只好向尚未逃走的人征收更多的税款。
这一举动无疑是在逼迫这些人也投奔豪族。
于是，豪族麾下的人口越来越多，而朝廷掌握的人口则越来越少。
悄然间改变了大汉帝国的命运走向，为后世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。
秦始皇一统天下后，贵族阶层似乎已烟消云散。
汉朝的皇帝初时颇感欣慰，以为从此可高枕无忧。
然而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新的力量——地方豪族，悄然崛起，再次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。
为了应对这一挑战，朝廷不得不依赖官僚体系来压制豪族的势力。
然而，官僚体系的运作离不开庞大的财政支持。
偏偏此时，由于豪族的兴起，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紧张，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。
如此一来，官僚们的待遇自然大打折扣，难以维持昔日的辉煌。
在生存的压力下，一些地方官僚开始与当地豪族勾结，共同对抗朝廷的权威。
这一变化，无疑让汉武帝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。
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，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。
他首先打压官僚的势力，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，也就是司马、司徒和司空，以形成彼此制衡。
后来干脆由外戚充任三公，如卫青、霍去病等人，并赋予他们极高的权利。
但至少这些外戚还是有极大的军功在身，官僚也不能多说什么。
随后，霍光也被册封为大司马大将军，成为朝廷中的一股重要力量。
同时，汉武帝频繁更换丞相人选，在位前后，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。
且多为唯命是从之辈，以确保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受威胁。
此外，还提高了中朝官的地位，将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，外朝则主要负责执行命令。
为了进一步削弱地方豪族的势力，汉武帝发布“推恩令”等政策，通过分化瓦解的方式削弱其影响力。
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暂时压制了官僚和豪族的势力，但却导致了外戚权力的急剧膨胀。
大司马大将军等职位的权力逐渐超越了丞相，成为朝廷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
汉武帝当然是雄才大略，压得住场子。
但他去世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。
外戚势力愈发强大，逐渐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定。
最后更是发展到了一手遮天，废立皇帝的地步……
李子星感叹道:“权利那还真是难以平衡。”
老年方逸继续道:
“随后的灾异说更是将这一切推向了绝对的危险地带。”
“汉武帝驾崩之后，汉昭帝继承了大统，西汉的朝堂与民间皆沐浴在新帝即位的曙光之中。
然而，一日之间，皇家园林上林苑内竟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奇事:
一株早已枯死多年的大柳树，竟奇迹般地重焕生机。
更令人惊骇的是，树叶之上，有虫豸啃噬出了五个意味深长的字——“公孙病已立”。
这显然是人为编造的谎言，但在那个迷信之风盛行的汉代，这一事件却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
激起了层层波澜，引发了一场持久且震撼人心的动荡。
当时，有一位深谙五经之道的儒生，依据《春秋》对此异象进行了一番解读：
此乃上天示警的灾异，预示着刘姓汉朝的江山即将易主。
鉴于汉朝自诩为尧帝之后，儒生遂主张汉昭帝应效仿先贤尧帝，主动退位让贤。
将皇位禅让给据说为舜之后裔的“公孙氏”。
这一预言，如同幽灵般在西汉的朝堂与民间悄然蔓延，引发了无尽的恐慌与猜测。
朝廷迅速以妖言惑众的罪名，将那位儒生处以极刑，意图以此平息谣言。
又因汉武帝好大喜功，极度压榨民力，晚年的“巫蛊之祸”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、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。
汉昭帝死后，又出现权臣霍光废掉新任统治者昌邑王，改立汉宣帝的政治动荡。
所以，西汉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，刘氏是否受到上天眷顾，对于这些问题，人们是越来越怀疑。
然而，世事无常，命运的轨迹似乎总爱与人玩笑。
汉宣帝即位，而汉宣帝的原名正是刘病已，身份也恰好符合“公孙病已立”的预言。
对于汉宣帝而言，这一预言无疑是他登基的祥瑞之兆；
但对于汉朝的君臣百姓而言，预言的应验却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，
让他们心中充满了对“汉室必定退位”的寓言。
而后，自汉宣帝始，汉朝的国土上灾异频发，及至汉成帝时期，情况更是每况愈下。
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间，日食竟发生了十次之多，
加之地震、水灾、火灾、旱灾、流星、陨石、沙尘暴等天灾人祸接连不断，各种离奇古怪之事也层出不穷。
一时间，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许多人深信西汉王朝的统治已危机四伏。
当时，有大胆的大臣直言不讳地向汉成帝进谏：
“陛下您看，上古史书中记载的所有灾异，在您统治的时代竟悉数上演，
这究竟是‘治世’还是‘乱世’呢？”
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。
在后世，敢于如此直言不讳的大臣恐怕早已身首异处。
然而，汉成帝却以罕见的坦诚回应道：“这还用说吗？这当然是乱世……”
在那个时代，不仅大臣与百姓对刘家的统治合法性产生了动摇，甚至连皇帝本人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。
在种种困境与挑战面前，西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如同风雨中的烛火，摇曳不定，岌岌可危。